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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派的学术特色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3:12:39

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源起于宋代,发达于明清时期。其代表人物多为活动于今浙江一带及籍贯为浙江的学者。
浙东学派继承、发展了浙东学术史上的优良传统,不守门户之见,博纳兼容,贵专家之学,富创新精神,倡导“经世致用”,主张学术研究要为社会服务。其为“宋学”及明清学术中的显学之一,对中国近现代学术及海外学术(尤其是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

清初浙江的学术研究异常繁荣,与江苏、安徽平分秋色。清初浙江的学术以钱塘江为界,由浙东和浙西两部分组成。杭嘉湖地区是浙西学者的主要活动地区,如桐乡张履祥、吕留良,钱塘应撝谦,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学者。浙东学术主要以余姚、鄞县、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如黄宗羲、朱之瑜、万斯同、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著名学者。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以经世为目的。但浙西学术主要表现为表彰朱熹学术,尊朱以经世;而浙东学术则偏重于史学研究,治史以经史。章学诚把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家(精专)”。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便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如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经学研究

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由黄宗羲开其端。黄宗羲强调经学研究的必要,对宋儒将“河图”、“洛书”、“先天”、“太极”等引入《易》学研究领域造成晦而不明进行了批评。他所撰《易学象数论》便是批驳邵雍、朱熹先天《易》说的,它开启了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人从哲学和考证方面的《易》学研究,对乾嘉考据学的兴起,也极具启蒙意义。又如黄宗羲的《授书随笔》虽因阎若璩之问而作,但实可视为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先导。因此,江藩推黄宗羲为清学开山,与顾炎武并列。钱穆则认为吴派惠栋对《周易》的研究,是黄宗羲《易》学的继续。

浙东学者中,专以经学见称的是万斯大。万斯大师从黄宗羲,经学研究主张“非通谙经,不能通一经;非悟传注之失,则不能通经;非以经释经,则亦无由悟传之失”。这在清初对于致力于经文本义,冲破宋儒“传注之重围”,归还儒经本来面目,具有积极的意义。万斯大经学研究偏重《三礼》,被当时学者誉为“冠古今必传之作”。萧山毛奇龄虽学术渊源于理学,但他融末学义理于经学考据中,反对杜撰臆说,主张“说经贵有据”。

他遍治群经,引据古人,辨讹正误,如认为《大学》无古文、今文的区别,指出宋儒图书《易》说之非,考证周敦颐《太极图》出于道士,证明《太极图说》之援老入儒,成为一时定论。毛奇龄的经学研究尤以《周易》最称专精,在清初《易》学诸家中,不惟论著述之繁富,而且表彰汉学,复原汉《易》。因此阮元认为清学的真正开创者“非检讨(指毛奇龄)开始之功则不可”。浙东学派的经学研究也为后来浙东学者所继承,如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黄以周的《礼书通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都延续了清初浙东学者治经的传统。

史学研究

浙东学者在研究经学的同时,对史学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梁启超则认为清代史学开拓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并自成系统,堪称清代史学界的楷模。浙东学者的史学研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对明代历史的研究

黄宗羲撰有《弘光实录》、《行朝录》,选编卷帙浩繁的《明史案》、《明文案》及增益《明文案》而成的《明文海》。前者一部分在当时属现代史,很多史实是他的亲身经历所载,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后一部分是他为编修明代通史所选的有关资料。如《明文海》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为“其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其他散失零落,赖此以传者,尚复不少,亦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之著作,当必以是篇为极备矣。”万斯同独力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被誉为“(司马)迁、(班)固以后一人而已”。今传《明史》即以此为蓝本。又仿照《通鉴》作《明通鉴》,对明清鼎革之交的历史作了详尽的描述。此外如邵廷采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万言的《崇祯长编》等都是有关明代历史的学术专著。

学术史的研究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是综述明代学术思想史的专书。在《明儒学案》以前,原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和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书,对宋明理学(包括王学)的传授和见解,先后进行了整理。黄宗羲以这些书驳杂不纯,且多遗漏,乃搜集各家文集语录,本着“一本万殊”的精神,客观地对待明朝一代儒学的各家各派,无论其学术倾向如何,皆兼容并包,分别予以立案。《明儒学案》揭示了明代二百余年学术思想发展的脉络,条分缕析,珠联壁合,浑然一体。黄宗羲还草创了《宋元学案》,此书经过其子黄百家和全祖望、王梓材先后续补才告完成,此外尚有万斯同的《儒林宗派》十六卷,以图表的形式列出“纪孔子以下迄于明末诸儒”,所载人物之多实属空前,时间跨度超越了万斯同以前的整个中国封建时代,这种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大规模清理,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创。邵廷采所撰《阳明王子及王门弟子传》、《蕺山刘子及刘门弟子传》也是有关明代学术思想的专著。

史学理论的研究

浙东学者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如黄宗羲认为历史研究必须经世致用,万斯同强调“生之谓变”,全祖望主张“旁罗博综”和“推原其故”。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提出的“六经皆史”,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再次推向高峰。章学诚认为六经只是先王施政的历史记录,六经皆史的“史”,专指史学,而不是指历史资料。六经所以皆史,是因为其中有“史意”存在,他认为编撰历史,必须具有史意,并兼及“经世”之用,反对那种泥古不化,墨守师说,言古必胜今的论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章学诚从“六经皆史”、史学是“经史”之学立论出发,探讨古今学术源流的演变,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对史学的看法,如他认为修史“必知史德”、“事溯已往,理阐方来”等。“六经皆史”这一命题的提出,不仅是针对当时脱离实际的考据学和空洞说教的理学的批评,而且继承了黄宗羲等人经世致用的思想,改铸了传统史学理论,具有创立新时代文化的时代课题的意义。

对地方志的编纂和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万经、全祖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章学诚的《乾隆和州志》、《永清志》、《亳州志》等均当时的名作。尤其是章学诚对方志学理论的构建。他认为,“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务国史之要删”,方志不仅具有为撰修国史提供史料的功能,而且还有澄清史料真伪的作用。因此章学诚视“方志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将方志作为地理专著,是中国封建社会史学家的正统观点,从阮孝绪的《七录》到清代《四库全书总目》,都持此论。但章学诚将方志作为史学的一部分,这意味着方志具有史的性质。也正因此,他对地方志的史料采集、修纂方式和体例内容,都有系统的建议,对中国的方志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他的方志学理论对现代方志的编纂具有典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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