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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学派的简介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3:12:32

“乾嘉学派”鼎盛于乾隆、嘉庆时期,因此得名。但因为特色比较突出,十分注重“考据”与“实证”,很明显地区别于历史上出现过的其他流派。

比如,因其学术研究的方式,被称为“考据学派”;因为其较为朴实的文风,被称为“朴学”‘因为其于宋明“理学”思想的对立,故称为“汉学”。

一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清代文字狱盛行,研究前朝或当朝一不小心就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梁启超指出:“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到了学派发展的全盛期时,其研究的话题基本已经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完全脱节,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当时的杰出之士,亦以之为忧。例如:魏源指出乾隆以后的士大夫只知“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嘉庆元年,焦循亦指出:“近时数十年来,江南千余里中,虽幼学鄙儒,无不知有许、郑者。所患习为虚声,不能深造而有得。”。焦循还致书刘台拱,说:“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嘉庆十九年九月,段玉裁致书陈寿祺,认为:“今日大病,在弃洛、闽、关中之学不讲,谓之庸腐,而立身苟简,气节败,政事芜。天下皆君子而无真君子,未必非表率之过也。”喟叹:“专言汉学,不治宋学,乃真人心世道之忧。”

乾嘉学派的治学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并认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吴派学者惠栋抱着“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态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他“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王引之批评惠栋“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方东树的《汉学商兑》多指责清代汉学家“离经叛道”,是“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如“鸩酒毒脯,烈肠洞胃”。

清代乾嘉学派的出现,一般认为是清朝统治阶层残酷镇压和笼络羁縻臣民政策的产物。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名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危险,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时至清代初期方专业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甚至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乾嘉时期学人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了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至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清代之前,旧有的学术研究长期致力于对于古代经典的阐述,处处讲求微言大义,而对于经典本身的真伪却不闻不问。至清代时期,古代的“疑古”学风达到一定的高度,学者在梳理旧有经典过程中,证实了很多被前辈学人奉为圭臬的经典为前人伪作,开一代学术疑古之风气。他们对古代经典的细心整理,为后来学者的学习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微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全套的需要说明解决时,就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用,考据愈细愈是无有物恶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

中国清代的学术,称汉学、朴学、考据。因其在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故名。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为其代表人物。其中有吴、皖二派之分:吴派创自惠周惕,成于惠栋;皖派创自江永,成于戴震。

乾嘉汉学家继承古代经学家考据训诂的方法,加以条理发展,治学以经学为主,以汉儒经注为宗,学风平实、严谨,不尚空谈。以古音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古字古音以明古训,明古训然后明经,为其共同的学术主张。此风自清初顾炎武开其端,中经阎若璩、胡渭等人的推阐,至惠栋、戴震、钱大昕而张大其说,迄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遂臻于极盛。这一学派首重音韵、文字、训诂之学,扩及史籍、诸子的校勘、辑佚、辨伪,留意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典章制度的考究。

在诸经的校订疏解中,取得了超迈前代的成就。对古籍和史料的整理,亦有较大贡献。长于考据,这是清代汉学家朴实力学的传统。但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去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

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清初,为确立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在文化上也推行了极为酷烈的专制政策(见文字狱)。在文网罗织之下,学者无不噤若寒蝉。惟有埋头考据,才有立锥之地。然而就其为学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

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道光以后,清王朝摇摇欲坠,加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封建士大夫再不能不问社会的现实问题。于是,学术风气久经酝酿而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沉沦千余年的今文经学得以复兴。一时学者遂多舍弃文字训诂,而从事于“经邦济世”之学。同治、光绪之世,汉学于穷途末路之中,得俞樾、孙诒让诸人坚守壁垒,在古籍整理上同样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而章太炎重倡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之学,以伸张其政治主张,是汉学的一个光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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