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形成（上）——佛教希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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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佛教走出印度

佛教来源于哪里？都说是印度，大年夜体上，也可以那么一说。可具体来说，它应当来源于今之尼泊尔，更确切地说，是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据考，公元前七世纪，释迦族以马为图腾的一支，迁入今尼泊尔与印度交界处，建立部落共和国，释迦牟尼的父亲净饭王，是被推荐出来的在朝官，他不是世袭国王。

而释迦牟尼，就是那位姓乔达摩的仙裔，名悉达多的王子。释迦，为种族姓氏，意思是能仁，牟尼，是对人的尊称，意为寂默，连起来解读，释迦牟尼，就是能仁族里那个寂默的圣人，能仁族与共和国，可以说是佛教的根本。

今天的尼泊尔为古印度一部分。这一部分，不是从现代国度不雅念而言，而是从文化传统来说的，佛教本来就是印度思惟的产品，可它却不容于印度。

佛教出现以前，印度已有婆罗门教为国教，表达国度意志，保护国度体系体例，佛陀忽闪而出，以惟我独尊的姿势，挑衅了婆罗门教的威望。

起首，佛教是佛陀对自身及人类命运的思虑，以小我体验创教立宗，并不是为国度或平易近族神道设教，创造崇奉，佛教是很小我化的，所以佛教与婆罗门教迥异。婆罗门教是国教，是印度平易近族性的宗教，而佛教，则超出了国度与平易近族的局限，从个别性出发，成长为走向世界的人类性的宗教。学史网

其次，在教义方面，佛陀怀抱普世价值，有共和思惟，以众生平等学说，冲决了婆罗门教种姓轨制的网罗。公元前五世纪前后，轴心期的理性之光不但闪烁在佛陀一小我头上，在佛陀问世前，古印度就出现了沙门思潮，在思惟史上，沙门与婆罗门专门唱反调。

沙门思潮的鼓起，反应了刹帝利地位上升。古印度是种姓等级社会，婆罗门是第一等级，刹帝利是屈于婆罗门的第二等级，《梨俱吠陀》写到：原人之口，是婆罗门；彼之双臂，是刹帝利；彼之双腿，产生吠舍；彼之双足，出首陀罗，将人分为永远固定的四个种姓，诸神与人都被祭奠掌控，被婆罗门的话语权统治。到了《奥义书》时代，刹帝利已不甘自居于双臂，也来争夺话语权了，这有点像近代欧洲平易近族国度鼓起时，为了摆脱罗马教皇的控制，都来支撑宗教改革一样，刹帝应用古印度本有的轮回和业报不雅念，从思惟上动摇了种姓轨制的基本。

《奥义书》虽由《吠陀》成长而来，而被视为婆罗门教典，但并非都由婆罗门书写，也不完全反应婆罗门教的不雅点。实际上，有的奥义书仇视婆罗门而具秘传性质，《歌者奥义书》说，关于梵的常识只能传给儿子或入室学生，不克不及教给其他人。某些奥义书中，刹帝利已经作为思惟威望出现了，自居于婆罗门教师，特别是关于轮回、业报和解脱，并非出于吠陀传统，而是基于刹帝利的沙门教义，成为后来印度宗教之本。学史网

然而，梵书时代则奉行祭奠至上，祭奠本身，成了目标，天神虽在，只是祭奠对象，经由过程祭奠典礼，可以安排天神，而祭奠办法，则被婆罗门专擅。那时，印度本土的宗师，或为婆罗门，或为沙门，有名者被尊称沙门六师，载于《佛经》，皆以自身苦修代替祭奠，以轮回、业报、摆脱代替种姓。

在印度，轴心期的理性之光，反应在沙门诸子的思惟中，佛陀为之代表，沙门思潮被佛教采取，但佛教却并没有在印度发扬光大年夜。佛教再度鼓起，有待于一个新机会。一个国度太小了，佛教须要一个世界。佛陀涅槃后，又过了两个世纪，终于比及亚历山大年夜来了，给它带来了希腊化世界，它便在这个世界里发枝散叶。

佛教出生于印度，而印度是个婆罗门国，佛教因与婆罗门教对立，而一度在印度消掉，所以，佛教中间不在印度，而在犍陀罗国。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犍陀罗国大年夜概位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年夜大年夜帝东征，灭波斯帝国，驯服中亚，来到犍陀罗，带来希腊文化安营扎寨，与佛教文化融合，形成犍陀罗艺术。佛传东土，就从犍陀罗国起步，带来石窟里的健陀罗艺术。假如说犹太教曾经有过一篇血与火的出埃及记，那么佛教也应当有一篇出印度记。学史网

出印度，往哪儿去？往犍陀罗去。那是希腊化世界一块艺术与崇奉的飞地，像个思惟发蒙的逗号一样，引导着起义的佛教到此稍息，接收希腊化浸礼。

犍陀罗，为印度各国时代十六国之一，今阿富汗之喀布尔、坎大年夜哈以东，及印度之西北部，皆悉犍陀罗境，核心为一盆地，东、西、北三面被巨山环绕，南面，顺流而下，是印度河道域。兴都库什山有喀布尔河，从西北往东南流，经由此地，入印度河水系。其东北从喀拉昆仑山上，则有河道西南向，亦于此地汇入印度河。这两条河谷，成为外界从西北（阿富汗）和东北（中国新疆）进入犍陀罗以及印度河道域的通道。

犍陀罗国名，又作健驮逻、乾陀罗，也有译作喷鼻林国、喷鼻净国、喷鼻风国、喷鼻洁国的，何故这么喷鼻呢？据载，乾陀罗树喷鼻气袭人，遍地皆植，即为喷鼻林，风化所及，喷鼻满国也，这就是犍陀罗国，从吠陀时代起，地居印度北疆大年夜道之冲要，成为亚洲内陆交通的核心区域。

这片核心区域的核心，是帕米尔高原，天山、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在这里交汇，中亚三大年夜盆地——费尔干纳盆地、吐火罗盆地、犍陀罗盆地，还有中国新疆位于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准格尔盆地，都被这三座大年夜山分开，形成一个个自力的文明空间，但也有通道相连，一条是从中国新疆往中亚去的天山走廊，还有一条是从阿富汗通往中国的瓦罕走廊，位于帕米尔高原南端和兴都库什山脉北段之间的一个器械向的狭长山谷，汗青上是古丝绸之路的一部分，也是中国与印度往来的的通道，犍陀罗就在这条通道上。学史网

此地为枢纽，连着中亚、东亚和南亚，亦为门户，由此通道往南去，便展开了一幅广阔的印度文明的画图。

希腊化的华严大年夜数

佛教里有华严大年夜数，出自《华严经》。据说，华严大年夜数，是佛陀应用的计量单位，计有123个数，都是跟教义有关的天文数字，用了宇宙的标准来衡量，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云计算和大年夜数据。最大年夜的一个数，叫弗成说，比它大年夜的，是它的叠加，即弗成说弗成说，还有更大年夜的，是弗成说弗成说转，加了一个转字，就显得佛法无边。据说，弗成说弗成说转=10^(3.721838387×10^37)，若一秒写一0，要写1200亿亿亿年。

若放在如许大年夜的宇宙标准里，人类汗青活动的编年就不值一提了。是以，汗青上，印度从未有过像样的编年史，而中国文化则相反，远离宗教而以汗青为宗教。

老子的《道德经》也以弗成说开篇，道可道，非恒道就是弗成说的意思，但老子对于数字则换了极简主义的一是一切的标准，用平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运算方法解释生生的世界，有别于华严大年夜数。《易经》里，也有个阴爻和阳爻互动的算法，以64卦384爻，建立了一小我类汗青活动的数据库和演算模式，以汗青作为评价实际的标尺。学史网

华严大年夜数也许受了希腊化影响。公元前六世纪，与佛陀大年夜约同时，有一位古希腊哲学家，名叫毕达哥拉斯，有可能受了乐律中整数及整数比的启发，提出万物都是数，激发了天文学的天球的音乐。

天体运行的声音，人类听不清，但毕达哥拉斯告诉我们，可以经由过程数学概念，在数学运算中来倾听，亚里士多德甚至说，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全部天然的初始之物。卢昌海著《毕达哥拉斯的数》一文，指出毕达哥拉斯还区分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他认为算术与几何，属于纯数学，是以心智想象建构世界；音乐和天文，属于应用数学，以感官商量把握世界。也可以说，算术就是数本身，而几何与音乐，前者是数的空间情势，后者为数的时光存在，而天文，则是数的时光和空间的同一。而1、2、3、4相加得之10，被视为浑然一体的完美数，这种完美的数字想象，被情势逻辑付与了必须的其实性，完美的宇宙，天球数量要等于10。

可当时所知天球只有9个，即地球、月亮、太阳、金星、水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最外层的群星，所以毕达哥拉斯又提出，宇宙有个中间即中心火……人们看不到它。亚里士多德说得好：这不是在为现象寻找理论和原因，而是试图强迫现象知足他们的某些理论和不雅点。学史网

完美是个坑，思惟已塌陷。外部的宇宙缺点，还可以用想象的存在来弥补，可来自内部的缺点——从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自身的成长中发明的无理数，却使得基于数的哲学想象的短板出现了，被无理数拉下马的调和与完美，从此就变得灰溜溜，万物即数的理念世界，也跟着塌了一角，给毕达哥拉斯学派带来了危机。

华严大年夜数，是对修行的自我体认数字化，试举例言之。例如无尽，指无为法，《维摩经》说：何谓无尽？谓无为法。又说：传法如传灯，以一灯燃百千灯，故有无尽灯，照亮无明。《华严经》亦云，信念为烛，慈悲为油，以念为器，光为功德。然而，人言无尽，佛曰稀有，菩萨讲解华严大年夜数，算得无尽为一大年夜数，不仅作为语词存在，并且作为数字存在。

还有无量大年夜数，按照字面的意思，就是没有比这更大年夜的数，或大年夜弗成测的数，该数是佛教无量智、无量心的数字化存在，无量为1068，大年夜数为1072，还可以再细分为无量、十无量、百无量、千无量，大年夜数、十大年夜数、百大年夜数、千大年夜数。元人朱世杰撰《算学发蒙》，个中言数，分为大年夜数、小数。学史网

大年夜数之中，有传统算书里的大年夜数：一、十、百、千、万、亿等。还有非传统算书中的大年夜数：极。由佛教带来的大年夜数则有：恒河沙、阿僧祇、那由他、弗成思议、无量大年夜数。无量大年夜数，便首见于此。小数之中，也有算数：分、厘、毫、丝等。有佛数：模糊、逡巡、转瞬、瞬息、弹指、刹那、六德、虚空、清净、阿赖耶、阿摩罗、涅槃寂静。我们发明，这些大年夜数、小数，都分为算数和佛数，都指向物质和精力两极。物质形态的算数，我们还好懂得，可精力现象的算数，该怎么解读？两极算术，无论大年夜、小，亦各有其三不雅——宏不雅、微不雅、宇不雅。物质层面的宏不雅部分，为日用之数，可用于日常算术；微不雅、宇不雅部分，是出于心智想象之物，其大年夜为极，其小为净；而精力层面的佛数，不仅致广大年夜——至大年夜无量，并且尽精微——至小涅槃，为10-24。

由此看来，佛教数学，不仅万物皆数，并且将人的感知、体认、思惟——思惟修都纳入算数范畴，都与华严大年夜数或无量大年夜数中的某个数字有关，也就是说，每一种精力现象几乎都对应着一个大年夜数据，大年夜数据不仅能控制人的物质世界，还能反应人的精力活动，不只无量四心，可以数字化，并用数据来表达，弗成思议，同样可以。学史网

弗成思议出自《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谓佛陀神妙，异常人可思，无说话能议，却能以数字表达，在无量大年夜数中，一弗成思议为1064。

思惟的数字化，是印度本土佛教固有的，照样在希腊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应当与希腊化有关，有可能是将毕达哥拉斯万物皆数的思惟引入佛法。假如说万物皆数一说照样将客不雅的熟悉对象数字化，那么在佛法中作为熟悉主体的思惟者本身也被数字化了，佛家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都可以被数字化。

谈到希腊化，还有一例，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在《论数沙》中，说道：我要告诉大年夜家，用我找到的办法，不只能表示出占地球那么大年夜处所的沙粒的数量，甚至还能表示把所有的海洋和洞穴都填满了沙粒，这些沙粒总数不会跨越1后面有100个零。

佛教华严大年夜数和无量大年夜数中，也有一个数，跟沙有关，那就是数以万计，但数以万计，只是阿基米德数沙的一部分，包含在阿基米德大年夜数之中。阿基米德大年夜数，是所有大年夜数中最大年夜的那一个，比佛教无量大年夜数还大年夜。后来，一个九岁美国男孩，模仿布谷鸟发声，给它起了个googol的名字。再后来，又有一家搞大年夜数据的公司，就用这个名字，用阿基米德大年夜数给公司定名。

看来，佛教数字化受了希腊化影响，而佛教希腊化中间就在犍陀罗。学史网

汉传佛教已希腊化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年夜东征，犍陀罗国也被驯服。亚历山大年夜逝后，帝国四分五裂，犍陀罗属于希腊化的塞琉古王国，大年夜约位于叙利亚、伊朗、亚美尼亚一带。

公元前约256年，希腊人在犍陀罗自立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西汉人称之为大年夜夏。公元前2世纪，大年夜月氏人被匈奴追杀，西迁中亚，囊括大年夜夏，分拆大年夜夏国为五部翕侯，个中，贵霜部崛起，攻灭四侯，同一五部，建立贵霜王朝，故贵霜王朝的鼓起，当可视为希腊人的一次复国活动，王朝的贵族都是希腊人，他们从新回到了犍陀罗。

还在巴克特里亚王国时代，希腊人就以本身的方法接收了佛教影响，并对佛教作了改革，到了贵霜王朝时代，希腊人就把佛教的影响，推向全部希腊化世界了。

有人说，犍陀罗是人类文明全球化的最早测验测验，各文明于此共和，并从中受益，以佛教为例，孔雀王朝阿育王尊佛教，初期，王朝里的佛教仍带着婆罗门教残存，等级意味浓烈，当它来到犍陀罗，遭受希腊文明时，就重启了原始佛陀的能仁精力与共和品德，一变而为强调平等的世界性宗教。希腊思惟也与佛法相通，如《弥兰陀王问经》，纯问答体，一如柏拉图行文风格，而早期高僧那先的师长教师法铠是希腊人，那先很可能也是希腊人。学史网

佛教东传，传的是希腊化佛教，希腊化的一个明显标记，就是城市化，佛教在印度本土，以村庄为基本，到犍陀罗时，便向城市文明转型，走出村庄社会，走向城市文明；走出种姓轨制，走向众生平等；走出宗教崇奉，走向思惟共和。

艾兹赫德在《世界汗青中的中国》第三节公元前200年到公元400年的中交际换的思惟交换部分，举了三个例子，一个是音乐，另一个是炼金术，还有一个就是佛教传播，从贵霜王朝向中国传播。个中，他提到了两位最有名的佛教布道士，一位是小乘佛教的安眠（伊朗）王子安世高，另一位，是大年夜乘佛教的贵霜梵文学家支娄迦谶。

这两位的汉字姓名，都是以国为姓，安世高是安眠国的太子，故姓安，支娄迦谶是大年夜月氏国人，故姓支，西域佛教传入中国，早期主如果由这两姓推动，从这两国传入。安姓，大年夜本营在安眠帝国。支姓，其根据地在贵霜王朝。安眠偏于小乘，贵霜趋于大年夜乘，它们的价值偏好，有可能反应了不合的文化底蕴，安眠是波斯文化基本底细，贵霜是希腊文化基本底细，它们都被佛教化了。

照样中国胃口大年夜，适应性强，兼容并包，管你大年夜乘小乘，全都容下。无论小乘思惟的种子，照样大年夜乘教义的苗芽，在中都城能找到响应的文化泥土生根开花。艾兹赫德指出，小乘主旨，同那时中国文化本来迥异，但有一点相通，小乘教强调人可以经由过程禅修，把本身从轮回中摆脱出来，也就是主意本身解放本身。这一点，类似于中国方士以修行与服食丹药实现自我超出，当然也就可以测验测验禅修达到游仙，主旨虽有不合，但办法颇为一致，都是经由过程体认的方法——修行，来达到自我预期的目标。学史网

而大年夜乘教义，则被艾兹赫德说成了没有教义，一切都是辩证法，那就是空的辩证法，轮回也好，涅槃也罢，都是空，既然一切都是空，也就没什么可以摆脱的了。他认为，如许的大年夜乘思维应当是中国人最陌生的，可中国人同样照单接收。殊不知，中国文化里早就预备好了老庄思惟与之对接，经由过程以无为本的后门，也能进入佛教空域，老庄思惟，成为佛教进入中国的桥梁。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前五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