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女性地位为什么那么低

印度不仅有古老的文明，还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国家之一，但是古老的文明和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让妇女的地位和权利得到保障。现今世界，再没有哪个国家的女性社会地位能像印度一样低下了。轮奸、遗弃女婴、童婚、一夫多妻……几千年来这些野蛮行径一直是笼罩在印度女性头上的阴云，从未因为时代的进步而烟消云散。

在别国女性地位日益提高的现代社会，印度女性悲惨的命运引人深思，到底是该怒其不争，还是有别的难言之隐呢？

倍受宗教压迫的印度女儿

印度素来有“宗教博物馆”之称，其宗教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园前16世纪。

宗教与印度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生的不同阶段都要举行相应的宗教仪式，如“生男礼”、“诞生礼”、“命名礼”等，与宗教相关的节日就有百余个，如“灯节”、“霍利节”等，都成为举国欢庆的重大节日。

印度教作为印度信徒人数最广的宗教（占总人数82%），是集婆罗门教、佛教等诸多宗教教义，吸收民间的信仰、风俗以及哲学思想等的综合产物。

因此，想讨论宗教对印度女性的压迫，就不得不从印度教的源头：婆罗门教谈起。

雅利安人入侵可以看作是印度女性地位的分水岭。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印度大部分地区是以母系社会为主的部落文明，妇女的社会地位还是非常崇高的。

在那个时候，印度妇女在宗教、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都有所建树，她们有权利选择伴侣、发挥自己的才能。

但是，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一群居住在中亚高加索山脉的雅利安人越过兴都库什山，踏入南亚次大陆，并驻留在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地区。属于草原民族的雅利安人，利用军事上的优势抢夺居住地，征服土著人，被征服的土著除了被杀害和驱赶出印度外，有一部分成为了奴隶。

雅利安人在将土著人融入由雅利安人控制的印度社会时，为了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特性，出现了由征服者雅利安人和被征服者非雅利安人（达萨）构成的最早的阶级划分，这也是种姓制度的雏形。

种姓制度从一开始的两个等级发展到最终的四个，主要是原来的雅利安人从一个等级分化为三个等级：婆罗门（从事祭祀职业）、刹帝利（主要为部落军事首领武士）、吠舍（从事各种生产活动的平民），而原来的达萨则成为了首陀罗（以奴隶为主）。

雅利安人的入侵对印度的另一大影响是婆罗门教的产生。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代表的两种文明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冲突与融合，婆罗门教诞生了。

这个以《吠陀》经典为中心思想的宗教，在从诞生到成熟共经历了两个时期：早期吠陀时代和后期吠陀时代。

在早起吠陀时代，母系社会的遗迹还未完全消散，此时出现的《梨俱吠陀》刻画了很多神圣、崇高的女神形象：比如众神之母阿底提、大地女神波里提毗、谷物女神悉多等，这一时期的女神形象都是非常光明、正义、贤淑的。

同时，《梨俱吠陀》也记载了当时女性的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参加战事、主持祭典、参加部落会议等。此外，此时的印度女性还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只不过施教者通常为女性的父亲或丈夫。

然而，以父权制为统治思想的雅利安人不断地与印度融合，使印度母系社会的痕迹被完全抹去，给女性社会地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威胁。

吠陀时代后期，婆罗门教日臻成熟，女性受到的压迫也更加严重。婆罗门教制订了男优女劣的教宗，并且认为女性天性是罪恶的，会导致男性堕落，女性不被允许参加宗教活动，社会地位也一落千丈。

种姓制度则是加在女性身上的另一道枷锁。为保持种姓内部血统纯洁，社会上允许童婚、鼓励或强制要求寡妇殉葬。

种姓制度除允许同种姓间通婚外，还允许“顺婚”（即允许高级种姓的男子迎娶低级种姓的女子），所以很多有女儿的低种姓家庭为改变社会地位，只能寄希望于与高种姓男子结婚。

这就导致高种姓男子成为“抢手货”，急于改变社会地位低种姓家庭间相互竞争，社会上竟出现了高价“购买”新郎的风气，而贪婪的高种姓男子则趁势索要高昂的嫁妆和财产，这也是现代印度高昂嫁妆的陪嫁陋习的根源。

可以说，婆罗门教和种姓制度，直接导致了印度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女性从此时起就一直处于劣等地位。

即便后来兴起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小范围内提高了女性的部分权益，可是女性劣于男性的社会认知却从未改变过。

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宗教是使印度成为男权思想根深蒂固的国家的“元凶”。人类历史上，男性们为巩固社会地位，制定了各种规则来禁锢女性。他们剥夺女性受教育的权利，灌输女性是男性从属品的思想。

这种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有效且“硕果累累”的：古代中国有“三从四德”、“缠足”等陋习；19世纪时的欧洲则产生了符合男性审美的“沙漏型”身体标准，女性为了追求蜂腰丰乳，穿上对内脏伤害极大的紧身胸衣和笨重的裙撑。

这些畸形的社会行为的根本，是女性无力与处于统治阶级的男性对抗的结果。

当然，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世界上爆发了各种追求“男女平权”运动。这样的活动已经为女性乃至人类的境遇带来了积极的改变。

然而，在全球女性社会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的大环境下，印度的情况似乎仍如一潭死水。

《月事革命》和《印度合伙人》从另一个角度道出了印度女性的生存现状：仅有18%的印度女性在月经期间使用卫生巾。大部分印度女性仍在使用布条、树叶、甚至土灰等极不卫生的“原始”材料。

由于月经期间不便捷，很多女孩因此辍学，很多妇女因为卫生问题染病，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在男权社会的印度，月经是最大的禁忌。在印度很多落后的地区，月经期间的妇女被认为是“不洁的”，她们不被允许进入寺庙。很多人对月经的认知都极其无知且荒谬。

印度是一个总人口高达13亿的大国，任何一个小问题投射到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上，都是极其惊人的。

根据2018年各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调研结果，印度以26.97%的数值垫底。这意味着，大约有2/3的印度女性需要依靠男性（大部分为丈夫或父亲）才能生存。

教育资源的不平等导致女性就业时没有竞争力，经济的不独立又使女性很难有话语权。因此，家暴、性暴力、司法不公正等问题也很难得到改善。

萌芽中的希望

阴云总会有消散的一天。现在，印度女性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一些公众人物也开始为女性发声，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2019年1月1日，一场由数百万女性参与的抗议活动在印度上演，抗议者们组成620公里长的“妇女墙”，抗议神庙拒绝“月经年龄”的女性入内，呼吁两性平等。

阿米尔·汗，号称“印度的良心”的国宝级演员，多年来都致力于改善印度各种陋习：质疑和揭发印度的宗教形式、教育问题、妇女儿童问题等一切社会不良问题。

《印度合伙人》的原型：阿鲁纳恰拉姆·穆鲁根南特姆，发明廉价卫生巾的制造机，致力于改善印度农业地区妇女月经期间不卫生的处理方式，已在23个邦中推广。他在2014年入选了《时代杂志》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榜单。

电影的热映还对国家政策产生积极的影响，影片上映半年后，印度宣布取消对卫生巾的关税，降低卫生巾的价格。

然而，尽管有政府和群众的重视和推动，印度女性仍就经历着各种歧视和压迫。

2012年著名的黑公交事件，一名护理学校女学生在新德里附近一辆行驶的公交车上遭人轮奸与殴打后，最后不幸死于医院。

根据2018年的调查数据，印度成为“女性最不安全的十个国家”榜首。

2019年1月2日，两名处于“月经年龄”的女性违反宗教禁令进入神庙后，印度南部喀拉拉邦发生暴力抗议活动，导致1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现在，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印度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和成长，她们不再忍受愚昧，而是用努力与坚持，逐渐赢回社会的尊重和应有的地位与权益。

印度政府也致力于改善宗教、历史等因素导致的女性问题。印度独立以来，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致力于从制度上改善女性社会地位。

宪法赋予女性选举权；禁止有宗教产生的嫁妆法；实施印度教继承法，给予女性继承权；此外，还有童工法、禁止非法买卖女性、女童法、加重性犯罪刑事惩罚等，这些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但对印度来说，这些还远远不够。从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史上看，男性和女性从来不是站在对立面上的，对立的只是先入为主的对性别的偏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