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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为什么有那么多大臣殉国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1-20 20:36:00

元朝作为第一个统治全中国的游牧民族王朝,存在时间短,拒绝汉化,而且取代的还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南宋,以至于文人士大夫有“崖山之后无中华”的说法。所以,明朝取代元朝,算是让汉人扬眉吐气了,按理说朱元璋振臂一呼,天下汉人苦元久矣,应该老少咸从才对。

可是,这其中却有不一样的情形:朱元璋曾有一个大臣张昶,妥妥的汉人,老朱对他绝对算是有知遇之恩了。可张昶就亲口说,自己是“身在江南,心在塞北”,根本不愿意为老朱服务。此外,还有个叫郑玉的“南人”,是元朝最低等级的存在,按理说对元朝绝对没有太深的感情吧,可这人就是心怀故国,甚至“自杀以谢之”。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多数人厌恶和诟病的元朝,还能有大批前朝死忠粉?

忽必烈定都后,发现了一个让他抓狂的难题,如何保证大都80万人口的吃饭问题,更别说这里还有元朝的政务班子。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忽必烈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

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忽必烈不愧是创业之君,胆略不是常人能比。他做了一个虽说无奈,却让之前任何一个帝王都胆寒的举动——走海运!神秘莫测的海域,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

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两个海盗也感觉是凶多吉少。但没办法啊,他们的老板是个把大半世界踩在脚下的人物,老板下了死命令,别说给了相应的待遇,就算不给,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在高工资和死命令的双重作用下,“海盗们”探测出了三条海路,水程共计13050里,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海上的探险,也拓宽了忽必烈的视野,增强了元朝的造船技术,也开始了东征日本,南伐安南。安南被元军轻松灭掉,日本本来节节败退,然而突然来了一场飓风,得以保住了地盘,否则今天就只有“日本行省”了。相较于元朝,明朝在航海上就显得“倒退”了。

朱元璋一开始就实行“海禁”,永乐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但是因为耗费巨大,旋即作罢。在“海禁”的影响下,大明朝的海军从此逐步走向没落,到了明朝中后期,大明朝官方的水师甚至退化到了干不过海盗的地步。在百余年时间内,只能任由倭寇在中国沿海祸乱横行。到了明朝晚期,大明的海防对于欧洲军队已经全无威胁可言,1636年客场作战的英国威德尔船队,就曾横冲直撞攻陷并占领虎门亚娘鞋炮台。

海运的昌盛,还盘活了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沿海经济蓬勃生长,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东南亚、西亚以至北非的海上贸易航线变得枝繁叶茂,建立通航贸易关系的多达120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也因元代海运的勃兴,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

海运孵育出的众多港口城市,是格外引人的一个群体,它们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埋下伏笔。如今的上海、天津两大世界级都市,正是得益于元代海漕,它们才告别了庸碌无为,最终变成经济大城市。上海在元朝升格为县,在此开港并设市舶司,从此上海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四通八达的海上船只,最后的落脚点在天津,朝廷在此设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指挥司”,令其霎时成为举国的视线焦点。有了贸易往来,加上元朝属于外族,没有过多“重农抑商”的思想,所以江南的经济非常发达。

到了明朝,朱元璋由于早年贫穷的经历,恨透了贪官污吏和地主豪强,他对江南文人士大夫的态度肯定不会好,“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于是在“猛”的前提下,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坚决严酷的打击,最后“富民豪族,铲削殆尽”。明白朱元璋为何处死沈万三了吗?即使沈万三再乖巧,朱元璋也不会放过他。

在这种无可奈何受压抑的情况下,某些江南地主便开始怀念元朝,所以才有张昶和郑玉的一幕。朱元璋虽然有自己的初衷,对百姓还算宽容,但是打击商人的做法,却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跃。整个明朝,只有到了嘉隆万三朝,有限度开放了海禁,江南才慢慢恢复了繁荣。

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带动了科技的发展。蒙元的版图旷古绝今,也有了与其他文明交流的机会,在宋朝科技的基础上,引进阿拉伯的数学、天文学,发展成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个巅峰时代。郭守敬、朱世杰这样不世出的工程师、科学家,都诞生于这一时代。

喜欢抬头看天的郭守敬,不但在李淳风浑天黄道仪的基础上,简化创制了简仪,还发明了仰仪、玲珑仪等。后来,郭守敬的天文仪器被明军抢去南京,居然连日晷都无法按纬度摆正位置。

数学家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则代表着宋元数学的最高水平,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就认为《四元玉鉴》是“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清代数学家罗士琳在评论朱世杰的数学成就时说:朱世杰数学成就博采众长千古难得,甚至超越了秦九韶和李冶。

相比之下,明朝的科技就有些可怜了。例如被视为王朝重大科技成果的火器,就直接继承自元末。在朱元璋立国后的100多年的独立发展中,从未取得过更上一层楼的革命性突破。晚明的时候,徐光启主张多了解西洋文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对女真的军事上,多造佛朗机炮,但遭到了文官集团的抵制。

明朝公开提倡重法酷刑,《大明律》中记载的刑法,除元朝“五刑”为正刑外,还有斩、绞、刺字、论赎、凌迟、枭首、戮尸等,堪称种类丰富、花样百出。这种种酷刑,造成朝官的极度恐怖,人人自危,以致有人说朱元璋的野蛮残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有人统计,大明朝开国功臣81人,有的被赐死,有的被吓死(恐吓后自杀),最惨的可能要数蓝玉了——死了还被剥皮,仅有3人得以善终。可以说,大明朝的官员不是在犯罪,就是在犯罪的路上,甚至出现了官员带枷办公的奇景。

更可怕的是,这些罪行都是依法执行吗?并不是!大明的刑法有时还会临时突变,在刘辰《国初事迹》里记载:员外郎张来硕,谏止娶已许配的少女做宫女,说“于理未当”,结果被碎肉而死,参议“李饮冰被割乳而死”。该书还记载在郭桓案发后,“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之家者人不计其数”。

而元朝刑法的最大特点,就是宽刑慎法。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宽刑慎法作为元朝刑法的指导思想:“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命对再三,果实而后罪之。”元朝对犯罪处罚手段也只有笞、杖、徒、流、死五种,而且在具体实行这五种刑罚手段时,司法机关也格外慎重。

对于酷刑,元朝中央政府也是明文禁止,《元典章》刑部二就有《禁止惨刻酷刑》的专门条目。跪瓷片、上夹棍、请君入瓮之类“不胜楚痛,人不能堪”的酷刑,从中央层面就是禁止的——犯人也有人权的。元朝的刑法,甚至比温厚的宋朝也要宽松一些。

美国学者杰克·威泽弗德评价说:“忽必烈全面建立了一套比宋朝更稳定的刑法体系,它也要比宋律更温和、更人道。”就连朱元璋也说:“元以宽失天下”。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也不是太好,直接影响就是:在元朝犯罪成本很低,相对应的,就是治安工作不太好干。古往今来,几多王朝更迭、几家皇族兴废,兴起有兴起的理由,没落也自有没落的道理。历史是尊重事实的学科,研究历史,是为了能更全面看待,而不是套个“xx粉”的帽子,随意站队猛撕。

元明皆有功有过,需客观辩证地对待,不可以偏概全,也不可片面夸大,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心中都自会有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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