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因何事与袁绍交恶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3 23:44:27

袁绍这个人来头大、势力大、派头大，然而又魄力小、谋略小、肚量小。他是现实社会中的一个泡沫人物，曾经把自己吹涨得不可一世，高山仰止，突然间，随着晴空里一声裂帛，又迅速败落，捎带着还落下一个千古笑柄。

即使在袁绍势力最为鼎盛时期，对他也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且很难调和的评价。

袁绍派使者荀湛威胁韩馥让出冀州牧位置时，荀谌曾接连用三个问题向韩馥发难：“论宽厚仁慈，大肚能容，为天下所同归共附，先生自以为比得上袁绍吗？论临危决断，智勇过人，先生自以为比得上袁绍吗？论家族权势，使天下多年受其恩惠，先生自以为比得上袁绍吗?”

老实的韩馥一连说了三个“不如也”，随即乖乖地将自己带甲百万、粮食可应付十年战争的偌大冀州，向袁绍拱手相让。

这样的问题别说慵弱无能的韩馥，绝大多数有点儿头脸的人，不管是朝廷重臣还是草莽英雄，回答都会和韩馥一模一样。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当时为数寥寥的有识之士，又不约而同地对袁绍表示了鄙视。这其中除了我们知道的荀或、郭嘉、贾诩，当然还包括袁绍最大的劲敌曹操。

曹操很早就在一次袁氏兄弟大宴宾客的场合，看出了袁绍的危害作用，所谓“乱天下者，必这两兄弟”，几乎与此同时，曹操也暗暗萌生了日后加以剿除的念头。

不过，上文荀谌所提的第三项“家族权势”，又确实字字确凿，袁绍无人能及。

史载：“袁本初四世三公（一曰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这是实情，虽然“三公”之位在不同的朝代，所指不尽相同，即在汉朝也时复有变，但“三公作为朝廷重臣的象征，则没有变化。姑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例，袁绍四世先祖中，都有人位列其中。

可见，一登 “三公”，人臣之位遂极，培植爪牙，罗织亲信，发展家族势力，便是想当然的了。袁氏家族既累世独多“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也就不足为怪了。

经过百余年的经营，袁氏家族遂在中原撒下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它对袁绍自然构成了一笔丰厚的家族遗赠。

说句公道话，在如何最充分地利用这笔遗产，有可能的话再让它滚动生息，不断增值，以求收得更大的名声方面，袁绍显得颇有天賦。他没有像败家子那样白白糟蹋了好名声，相反，虽然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仍然在短短几年内，依靠自己的努力，在江湖上留下了甚至比父祖辈还要响亮的名声。

少年袁绍，相貌堂堂，器宇不凡，已完全是一副当代孟尝君的做派。待人接物，有口皆碑，致使天下英豪，“莫不争赴其庭”。

当时的袁绍表面上还极有平等观念，不摆大贵人的臭架子，这一点你单单从停靠在袁家门口的各式大小车辆上也能略窥一二。打个比方，在今天就好像既停着豪华的劳斯莱斯、凯迪拉克，又有普通的夏利乃至奥拓，你甚至还能看到人力三轮。

袁绍的行为自然引起了京城长安的不安，中常侍赵忠就曾在皇帝面前打过这样的小报告：“袁本初在那边收买人心，广树亲信，大收人望，罗织敢死之士，真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袁绍当时在朝廷中担任太傅要职的叔父袁隗，听到这些传言后非常紧张，急忙传信给侄子，要他收敛点儿。袁绍依旧我行我素。

不多久，袁绍来到了长安，与曹操一起任御林军官。当时皇帝不问政事，只知管宦官们叫“阿父阿母”，只知在宫廷里学驴叫马嘶，朝廷大权俱落在“十常侍”手里。

当年的袁绍还是颇有胆识的，他与大将军何进（本质上是一个屠夫）合谋，计划着一锅端掉“十常侍”，为朝廷除去元凶。

在何进事泄被人暗算之后，袁绍和兄弟袁术率兵突入皇宫，对太监见一个杀一个，因胡须稀疏而被两兄弟误杀的，也大有人在。一时间宫廷血流成河，太监如过街老鼠。“十常侍”之首张让虽暂时逃脱，后仍因大势已去而投河自杀。

虽有滥杀无辜之嫌，剿除“十常侍”，袁本初仍颇立功勋。然而功不抵罪，袁绍方屠十狼，又引一虎，招董卓入京，正是袁绍当初替何进出的点子。

在是否招董卓入京的问题上，当时只有曹操坚决反对。只因曹操位卑职浅，所提意见无人采纳。历史证明，董卓之穷凶极恶，十倍于“十常侍”。所以论识见，袁绍已经输给曹操一招。

而董卓大兵入长安，军政要权一手独揽之际，曹操不得不陪着袁绍，分头逃往中原。区别是，曹操的逃亡凶险狼狈，袁绍的逃亡则不失为一次华丽的作秀。

当着人见人畏的董卓之面，袁绍居然敢于拔刀在手，当堂顶撞道：“你以为天下强人，只有你一个人吗?”说罢，袁绍倏然转身，将自己的官帽往门旗上一搁，以气吞山河之势，扬长而去；当然，一旦离开董卓的视线，迅速将轩昂步态改为撒蹄狂奔，则又是另一回事了。

也许在袁绍看来，引董卓入京属于“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之事。如将董卓暴行视为“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历史机遇，则袁绍正好等到一个拥兵自重的大好机缘，可以一边整顿军备，一边把战鼓敲得堂堂正正。

另外，袁绍逃离长安之后，暴怒的董卓对袁绍在长安的亲戚族友共300余人进行了血洗，其中包括袁绍那位太傅叔父袁隗。这一番家族血仇，不仅抬升了袁绍的身价，而且也更让他有了敲响战鼓的合法理由。

至此，我们对袁绍来头大、势力大、派头大，当可达成共识。然而，袁绍之为不在其大，恰在其小。

袁绍任盟主后，虽势力强盛，已完全可与董卓分庭抗礼，不知何故，却迟迟未有动静，按兵不发。而每天的歌舞排场，却一场不落；每晚的楼台酒会，亦一杯不少。只有曹操被惹恼了，他掷地有声地对袁绍嚷出一句“诸君北面，我自西向”的话后，便率领自己当时有限的五千兵员，单独“西向”，向董卓兴师问罪去了。

曹操被杀得大败，回营后难免要对袁绍骂几声。袁绍理亏，便不断地安抚曹操，“按兵不动”的既定方针，却是一丝儿未改。

看来谁都被袁绍蒙在鼓里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对董卓进行讨伐，报仇雪恨的念头也只是一闪即逝。袁绍只是将董卓看成一次机遇，正好借此壮大力量。不多久，联合部队中除骁勇无比的孙坚曾以单挑之势与董卓交过手之外，联军本身则迅速作鸟兽散，当真是来如风去如电。

“西面的事别去管它，咱另立一个朝廷吧，刘虞汉室宗亲，就是一个现成的人选。”袁绍向曹操提议道。

这样的糊涂事曹操是不会做的，曹操当时的志向是整理河山，一匡天下，而不是分裂版图，加剧动荡。但据此曹操（也包括我们）却正好看出袁绍的可鄙之处：董卓在长安挟制老皇帝，你袁绍在家乡河北邺城另立新朝廷，倘如此，袁绍在和董卓旗鼓相当的同时，不也就沦为董卓的一丘之貉了吗？

袁绍野心勃勃，眼力却实在差劲，曹操虽明确告诉他‘‘刘虞肯定不会同意”，他仍然一意孤行。结果当然还是曹操正确：刘虞逃到山里去了。

袁绍没有对董卓发出一兵一卒，却加紧了盟军内部的内讧。自胁迫韩馥让出冀州牧之位后（韩馥后来被逼自杀），他又与另一个盟友公孙璜发生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袁绍之过河拆桥，不讲信义，在对待这两个盟友的态度上得到了极为昭彰的体现：当年推袁绍为盟主，韩馥用力最勤，立刘虞为帝，韩馥也是他的主要同谋，最后却反而成了他站板上第一块肥肉。为迫使韩馥让出冀州，公孙瓒对袁绍帮助最大，一旦韩馥被迫自杀，袁绍立即又把矛头对准了公孙澳。

在与公孙澳相对较为惨烈的战争中，袁绍大将麴义劳苦功高，甚至还救过袁绍的命。然而正所谓“狡兔死，良狗烹”，公孙瑰一败，袁绍便借口麴义忤傲不逊，把他杀了，顺势整编了麴义的军队。

这时的袁绍如一只绩优股，骤然升值，威风不可方物。治下幅员辽阔，冀、青、幽、并四州尽人囊中，其“家天下”也初具规模。当然由于天生的弱智短视，他也为家业的最终毁于一旦预挖了陷阱。他让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各拥有一座州郡，表面上话说得好听，说是 “借此观察一下儿辈们的才能高下”，其实却是想为自己宠爱的幼子袁尚培植势力。

袁绍宠爱袁尚的两条理由也很不上台面：一、袁尚为自己宠爱的后妻刘氏所生；二、袁尚在三兄弟中长得最像奶油小生。

对自己相貌颇为自诩的袁绍，当然会将相貌的高下，视为才能高下的可靠标志。然而正是这种匹似欧洲查理曼大帝将国土一分为三的举动，为袁绍死后疆域的分崩龟裂、兵戈扰攘预埋了祸种。

谋士沮授当年劝袁绍迎奉皇帝，袁绍不予采纳（潜在的理由是: 此乃乱世，匹似秦失其鹿，先入咸阳者为王）。

当曹操后发制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又老大不快，在致曹操的信中，态度强蛮地要求曹操把皇帝送到邺城来，曹操拒绝了，自此，两人正式交恶。

虽然曹操惮于袁绍的势力，曾做过一些妥协，如将高于自己的“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袁绍仍愤愤不平。

不久，在袁绍的授意下，一封出自三国著名刀笔吏陈琳手笔的讨曹操傲文，开始风行大江南北。鉴于该信措辞尖酸刻薄，骂尽了曹操祖孙三代，曹袁势不两立之势，已无可转圜。

三国三大战役的第一仗——官渡之战的大幕，在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中，被拉开了。我们都已知道，这一仗是曹操的“奥斯特里茨”，袁绍的“滑铁卢”。

袁绍发动战争的时机是否合适，本来也不无疑问，至少，沮授就曾反对。考虑到沮授先生乃是袁绍帐下唯一一位智谋过人的谋士，他的意见便有理由得到尊重。

可惜沮授命苦，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袁绍若多听听沮先生的意见，整个三国的历史就将被重写。事实是，袁绍不仅没有采纳沮授的逆耳忠言，反而以惑乱军心之罪，削弱了沮授的兵权。

官渡之战的结果，与其说取决于曹操的用兵神武，倒不如说是因为袁绍的过于无能。将固执、愚蠢、狂妄等诸项用兵大忌结合得如此完美，袁绍真当得起反面教材的典型。

削弱沮授的兵权，只是袁绍“笨蛋才华”的第一步，这以后他以不可思议的愚笨，将所有的有利条件一一错过，同时又不放弃任何一个加速自己失败的机会。

官渡战幕刚刚拉开，袁绍最引以自豪的两员上将颜良、文丑即相继沙场授首，致使袁军士气大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