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的历史发展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2:23:33

军机处是清朝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朝时期的中枢权力机关，于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而设立。雍正帝以内阁在太和门外，恐漏泄机密，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均为兼职。乾隆帝时期复设军机处，从此成为清朝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到清末。

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等于皇帝的私人秘书处。同时，军机处在权力上是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而在形式上始终处于临时机构的地位。

另外，军机处在办公场所和官员设置上没有正式的规定，也无品级和俸禄。需要强调，军机处虽然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但归根结底听命于皇帝，成为封建皇权的统治工具。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责任内阁成立后军机处被撤销。

历史发展

机构萌芽

清朝入关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仍然非常大。同时在内阁大臣中，南方与北方士大夫的党派之争仍然延续，党争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设立南书房，康熙帝在翰林等官员中，“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入值，称“南书房行走”。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由于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所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亲政以后，朝廷的权力一则受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限制，国家大事需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而这些满洲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二则内阁在名义上仍是国家最高政务机构，控制着外朝的权力，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决定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

正式设立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正式出兵。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没有专门的官员。

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

成为定制

雍正十三年（1735年）雍正帝驾崩，乾隆帝继位，十月，罢军机处，改设“总理事务处”。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1737年）十一月将军机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

乾隆时期，军机处扩大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其职责几乎无所不包。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

乾隆十四年（1749年），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

后续发展

军机处唯一的一次尾大不掉，是在和珅担任领班时期。和珅掌权后，身兼军机大臣和御前大臣，打破了制衡的框架，要求“凡有奏折令具副本关会军机处”。如此以来，在制度设计上，就令军机处的地位大大提高，不仅参与决策，还实际掌控了信息渠道，皇帝被操纵的风险大大增加。

嘉庆帝在翦除和珅后，立即废除此条。此外，嘉庆帝还多次刻意地挫压朝臣中尊崇军机处的风气，并否决了一位官员提出的在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以示尊重的建议。嘉庆帝对于军机处的一连串打压，主要是基于对和珅专权的拨乱反正，他本人对于军机处的作用并不否定。在嘉庆时期，军机处被提高到了“平章军国重事”的宰辅地位。并且在制度的多方约束下，军机处的确在成为一只有力的臂膀的同时，并不伤及政权肌体。

道光帝时期，各处发往军机处的奏折必须先经皇帝之手之后，军机大臣才能阅览。道光三十年（1850年）咸丰帝继承帝位后，奕訢被封为恭亲王。不久他又进入军机处，咸丰帝又命他在内廷行走。咸丰十一年（1861年）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军机处之决策权渐移。

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政变后，奕訢被授予议政王，在军机处担任领班大臣，军机处的权力大大提升。同时，自此直到裁撤军机处，由亲王担任领班军机大臣便成为惯例。所以慈禧太后与奕訢之间在权力上的矛盾、斗争日渐显露出来。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清廷政局逐渐稳定下来，慈禧太后的统治地位也日趋巩固，于是就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奕訢的权力。

同治四年（1865年），她以奕訢“目无君上”、“暗使离间”等罪名，下诏革除其一切差事。后出于政治需要，采取先打后拉的手法，仍令奕訢管理总理衙门，接着又恢复他的领班军机大臣职务，但取消了议政王的称号。从此，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军机处和军机大臣的权力被削弱。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奕訢受到“言路交章论劾”。慈禧太后乘机将奕訢等军机大臣全体罢黜，把他及其势力从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全部清洗出去。更换了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军机处，史称“甲申易枢”。奕劻、奕譞、世铎的行政能力远不如奕訢，但是对慈禧太后惟命是从。所以，“甲申易枢”后，慈禧太后的权势进一步扩大，军机处也变为慈禧太后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