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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的佛教发展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1-21 11:32:00

辽国佛教基本上继承盛唐的教学佛教。早在唐朝唐武宗发动灭佛事件时因为河北诸藩镇不听从,大量僧侣与佛教文物流向河北地区,使得当地佛教文化蓬逢发展。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

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

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

938年辽国领有燕云十六州后,此地逐渐发展成佛教文化重心,到辽国晚期“僧侣、佛寺之数冠北方”。

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

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

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国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

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

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山西应县木塔佛像中发现的丹藏、佛经及佛画,以及河北丰润天宝寺塔发现的佛经,内蒙古巴林右旗释迦佛舍利塔中发现的佛经,都堪称佛教艺术瑰宝。

辽国完成以《大般若经》为首的主要佛教石刻,于辽兴宗时期出版的《契丹大藏经》,其地位仅次于宋朝宋太祖时期开版《蜀版大藏经》,在佛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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