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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创作背景是什么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3:50:23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经典著作,是最有代表性的编年体通史,和另一部史学名著《史记》并称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大高峰和两大经典著作。

它所记载的历史跨度,据司马光自己说一共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的三家分晋,一直讲到陈桥兵变之前的一年(959),加起来正是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而事实上,如果深入解读文本,就会发现,它里面最早的历史事件,其实是发生在公元前453年的三家灭智伯。把这五十年加上,整部资治通鉴记载的历史就已经超过一千四百年。

创作背景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

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司马光修订《资治通鉴》的原因,据考证主要有两点:

其一,“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瑕周览”,乃“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攥一部编年通史。

简单的说,司马光觉得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问世以来,史书典籍杂乱繁多,甚至有很多相冲突的地方,普通百姓都不一定能全部看完,何况政务繁多的皇帝呢?于是,司马光就删繁就简,选取重要的部分,组成一部编年体通史。

其二,“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衿恶,取是舍非”,“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乃“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成一部政治通史。

简单的说,司马光认为以古为鉴,能帮助世人尤其是人主辨明善恶。但由于更注重治国安邦、经略天下,所以《资治通鉴》更多的是选取有关国家兴衰、百姓生计的实例。

其政治性浓郁,这点和司马迁的《史记》是鲜明的对比。比如司马迁感觉游侠不被传述,于是有了《游侠列传》,类似的还有《滑稽列传》、《货殖列传》等。

宋神宗即位后,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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