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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蛊术究竟是什么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1:28:13

中国人对于蛊似乎有一种迷信。

《辞源》中“蛊”字有四种解释:①毒害人之物也;②谷皮也。谓谷中虫也;③事也;④惑也。

一般人心目中的“蛊”,与民族学家有兴趣传道的“蛊”,都是第一种解释,即蛊毒之蛊,其他的几种意义,暂且不去管。传说中国西南的苗族地区,最以蛊术著称。

据晋以后的笔记、野史及西南一些民族的传说所记载,蛊是一种黑巫术,且擅长此道的人大多为妇女。

所谓九狗一獒,百虫一蛊。蛊的制法正是把许多种虫子放在一个容器里,让它们互相残杀,最后所余的最强者,即成为蛊。(《通志·六书略》蛊条:“造蛊之法,以百虫置皿中俾相啖食,其存者为蛊,故从虫皿也。”)

传说把蛊下在食物中,可以害人。害人不必在当时,毒发可在数月或数年之后。

苗妇常用此术来保证汉人男子的忠诚爱情。汉人男子娶了苗女后,倘若回家探亲之类,苗女便暗中下蛊。若如期归来,则有解药可下;不然,则毒发身死,为负心者之戒。这种说法只是许多说法之一,但是最为人所传道的一种。

此故事虽然有趣,却难令人相信。我们只知道有定时的炸弹,却很难想象如何制作定时的毒药,其发作能在数年之后,且能遥遥控制,像“制导飞弹”那样。

据说西洋有包裹毒药在药丸里的诡术,吞服之后,要等外面的药在胃里融解了以后才能发生效力。中国西南苗人,科学尚未如此昌明,何况蛊毒之发作还在数月数年之后。所以,我们大概只能推测:放蛊的故事更接近传说、神话。

但这种神话流传数千年,至今不衰,似乎又不全是捕风捉影之谈。我们不妨根据古今的文献,作一些“理性化”的推测与思考。

第一,蛊在中国“古已有之”。原义是指人身体(尤其腹内)的寄生虫,如蛔、蛲、钩、绦虫之类。古人未有“寄生虫学”,对其来源有诸种解释,其一即猜测与巫术有关,但中国的医书已有比较客观的描述与解释。

第二,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版图大展,与西南民族的往来接触增多。西南民族盛行巫术,又有以毒蛊制炼毒药的技术。汉人在苗疆染寄生虫症者,或有推测与巫术有关的,便宣扬传说而衍为放蛊神话的现在形式。

在中国寄生虫病甚多,学医的人都耳熟能详。古代的公共卫生,与今日相距甚远,寄生虫病之盛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古人发现了便中有虫(实为寄生虫),便称之为毒虫,或依形状引申称之为蛇、蚕、蜈蚣之属,正是理所当然。

古人遇到治不了的怪病,往往藉由祭祀,祈天禳灾。《周礼·秋官》有个庶氏,专门“掌除毒蛊”。《史记·秦本纪》“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初伏在阴历六月暑热之期,正是寄生虫甚易传染的季节。

《正义》云:“蛊者热毒恶气为伤害人,故磔(zhé)狗以御之。”可见先秦以及秦汉之际,蛊被认为是一种恶毒之气所造成,可以用祭狗等仪式来消除。

原始民族狩猎捞鱼,常藉毒药之助。毒之来源,取自植物者多,制自动物者少。东南亚这一区域,毒矢与蘸毒的吹矢尤其流行;但初步考察东南亚大陆的民族志,找到以动物制毒药者寥寥无几。

在马来亚半岛尤以吹矢著,但其毒药采自植物,偶然有用蛇毒的。则其分布既狭,又不是制毒的主要成分。

但中国西南民族使用的毒矢毒弩,其毒药常有用毒虫研制的,这不只在东南亚,在全世界来说也是罕见的例子。

根据记载,中国的西南仲獞徭等族,古有合毒虫以炼毒药的技术;至少在獞人中,这又是项女子的行业。这项技术早到何时,我们不敢断定;由于制毒方法与古籍所纪造蛊虫以害人的方法相近,也许可以早到汉唐。

汉人闻见苗人制毒的技术,想到自古已然,于西南尤烈的蛊疾之害,也许便产生苗人聚毒虫制药以巫惑人的说法,称苗人所制的虫毒为蛊,认为在西南所感染的蛊疾为苗巫放蛊所致。

这固然只是一种猜想,却可以解释汉人对于造蛊(以入饮食害人)的方法的说明,及苗人所作毒药之名蛊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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