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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的散文论及其风格

编辑:天下发布时间:2022-02-04 03:16:35

姚鼐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他文宗方苞,师承刘大櫆,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櫆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著有《惜抱轩诗文集》,编有《古文辞类纂》等。

文论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

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艺术风格

姚鼐为文“以神、韵为宗”,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

诗歌

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

诗论

姚鼐诗论最大的特色即是文人论诗。所谓文人论诗,就是站在文人的立场对诗歌提出一些逾越诗歌本体范畴的要求。姚鼐信奉程朱理学,因此对诗歌提出了载道的要求;基于载道的要求,他还特别强调诗歌创作主体的“学问”与道德修养;文人论诗体现在审美趣味上,他将诗文并举,以文法论诗,认为诗歌与散文具有同样的审美规律,他的散文理论同时也是诗歌理论。

特点

以散文章法为诗是姚鼐以文法写诗的重要特点,姚诗无论古体还是今体,多用散文章法为之。古体诗或朴实无华,条理通畅,文气通贯;或层次严密,波澜起伏,内容充实而富于变化;今体诗则多采用一气流走式的章法,承转自如,意脉分明。姚鼐的古体诗多为长诗,善于在古体长诗中运用散文的章法结构,或用散文平铺直叙的章法形式,行文布局顺应于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使得诗歌条理疏畅,文气通贯。

这种章法类似于“赋”,但又往往只是对事件的一个简单交代,没有“赋”法的形象性和具体性。如《<九客图>歌为王镇之中丞赋》,诗歌首先点题,说乾隆朝人才辈出,图中九客是杰出代表;其次就交代作者认识九客除王中丞外的经过;再次,笔锋转回现实,感慨岁月催人老,称赞九客才高直节,文章皆流千古,守正不阿,敢于直谏,王中丞贵而能贫,高风亮节;最后,照应题目。整首诗质朴无文,文气通贯,与一篇记事散文无有二致。

姚鼐喜欢在诗歌中议论说理,以议论为诗是姚诗审美特点之一。姚诗中的议论有四种情况:第一种,诗歌用叙述性的语言来阐述一个道理,以意为主,是比较特殊的以议论为诗。第二种,诗歌直截了当地议论说理,不借助任何意象,这类诗有押韵之文的嫌疑。第三种,议论穿插于诗歌之中,和整首诗歌紧密结合在一起,属于该诗的思想中心。第四种,议论与意象融合,这种议论入诗自然而贴切。

姚鼐主张学问与诗歌相济,但承认诗歌的独立性,主张化学问为知识涵养,而非生硬地在诗歌中饾饤学问,所以他很少在诗歌中直接表现学术内容,也不喜堆砌典故,和那些专用考据学问与学术方法写诗的以学为诗者有所区别,他“以学为诗”的审美趣味表现出他独有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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